1956年8月16日黎明，北京站的站台被晨雾裹得灰蒙蒙，一列开往南宁方向的专列正在上水。站台上簇拥着军大衣、白大褂与便装的送行人，越南籍少将洪水戴着口罩，靠在担架上，用非常费劲的目光寻觅一个了解的身影。肺癌晚期让他连站都困难，可他仍是一次又一次昂首。

　　担任医疗护卫的军医小声提示：“首长，列车立刻要开。”洪水摇了摇手，却没有说话。他最忧虑的并不是病痛，而是想在生命最终一段旅程中再看一眼陈玉英——那位与他同生死、共患难，却在1945年被逼别离的我国妻子。

　　和周恩来在前一天特意接见了这位世界友人，两位首领的简略嘱托只要一句：“回去安心养病，有困难找大使馆。”彭德怀额定批条，拨付三万元医护费用。武士身世的洪水历来硬气，可当他听到“组织已做好组织”时，眼眶仍是红了。他想起十九年前自己第一次踏上五台山脚下那块土地的情形。

　　1937年末，八路军在五台东冶区需求一位懂群众作业的女干部，当地上引荐了陈玉英。彼时她刚从太原女师校停学参战，被捕又被开释，算是“旧案”在身。洪水翻名单时只说了一句：“妇女作业没人，打什么仗？”所以陈玉英被叫到区队部。第一次碰头，洪水操着并不规范的山西话夸她：“有文化，胆子也大！”

　　不久阎锡山部队需借道五台转运军械，乡亲们怕兵痞不给钱又抢牲口。洪水蹙眉，陈玉英提笔在地图上画了三条线：分段运送、自家牲口自家牵、八路军出意外悉数赔。计划履行得意外顺利——阎军无法赖皮，老百姓也不再忧愁。洪水暗自心服，心里确定这姑娘“能打硬仗”。

　　两个月后，为了稳住阎锡山的心情，洪水被“开除党籍”做统战姿势。临行前，他只留下一句话：“大局要紧，个人算什么。”陈玉英手握那张写满运送道路的油纸，直到天亮都没有说话。别离的种子，就在那一夜悄然埋下。

　　1940年春，晋东北青年干部训练班在朔县开班，担任人正是洪水。签到簿前，陈玉英惊奇地昂首，两人相视而笑——战役把他们再度拉到一同。登记时，洪水嫌她原名“玉英”不行劲道，现场改成“剑戈”，解说只要四个字：“剑戈在手。”那天宿舍里大通铺，十几盏马灯跳个不断，有人玩笑：“外国人会给我国姑娘取名字，算罕见。”粗暴的战地诙谐，让这段爱情敏捷升温。

　　1941年8月，抗大二分校向行唐包围，八个月身孕的陈剑戈在半山腰被逼留下。洪水带队边走边回头，终究是决然做出包围决议。暴雨夜，女医师陪着陈剑戈在玉米地里出产，一声闷雷掩去婴儿啼哭，孩子取名“暴风雨”。但是环境恶劣，麻疹并发肺炎，两个月后小生命便凋零。音讯传到洪水耳边，他拽着被单，在墙上一拳又一拳，血渍与泪水混在一同。

　　1945年夏，越南抗法预备起义，胡志明向延安求救。中心决议调洪水回国，文件上写着“带齐马克思主义根本读物译著”。洪水把《论持久战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用越文铅印装订，交给随行顾问时叮咛：“这是交兵的脑子。”他欠陈剑戈太多，临走只能托任弼时照料妻儿。那时第二个孩子“小丰”刚满周岁，还有一个未出生的“小越”。

　　线年。新我国建立后，洪水以越军代表身份抵京进修，才得知陈剑戈并未如西北战报所称“死于空袭”。而他在越南已与管帐黎恒熏成婚，并育有两个子女。谜底揭开时，两个人对坐无言。陈剑戈缄默沉静良久，最终只说：“让她们来北京吧，孩子不应分居。”

　　四年后，洪水举家落户南京军事学院。表面上惊涛骇浪，暗流却在孩子心里翻滚——小丰、小越常问母亲：“爸爸在哪？”陈剑戈总答：“在前哨。”洪水怀念两个儿子，每当南京出差北京，总在幼儿园门口站一瞬间，远远看孩子放风筝，从不出头相认，他怕销毁母亲辛苦维系的父亲形象。

　　日子过到1956年，他的肺部已被癌细胞啃蚀得只剩一层薄膜。医师说北方枯燥，主张回南边。洪水向中心提出“送我回越南”的请求，很快获准。有人劝他与陈剑戈见一面，他摆手：“不勉强，她懂的。”

　　列车汽笛拉长，蒸汽裹着城轨往远处退去。站台上没有陈剑戈，也没有两个男孩。她在崇文门故居关紧窗户，听见远处铁轨嗡鸣，只把三张合影交给秘书：“别当面给他，等火车开了再递。”孩子问：“妈，咱为啥不送？”她盯着墙角那把生锈单刃刀，轻声答：“真实的顾虑是不让患者再受折腾。”

　　越南旱季刚到，洪水在河内病逝。临终他握着那三张相片，艰难地吐出几个汉字：“东风吹……孩子……必来。”尔后十八年，中越关系扶摇直上，往复受限。直到1974年，陈剑戈忽然要小丰、小越启航，理由只要一句：“人得认祖坟。”兄弟俩曲折火车、轿车、牛车，总算在滂沱大雨中抵达河内公墓。黎恒熏守寡多年，见到我国儿子，声泪俱下：“他早说过，你们会来的。”

　　兄弟跪在青砖墓前，把北京带去的黄土悄悄撒在碑座。碑上并排刻着中、越双文的军衔与名字，灰砖洇水，笔迹仍旧尖利。战役、国界、误解、病痛，都留在那方碑石后。

　　1980年代中期，两家孩子经过世界邮政从头联络，来往夹着旧相片、翻译的神话书、南京桂花糖，偶然也有为人父后的烦恼。黎恒熏逝世前托人留言：“我国陈妈妈，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”函件到北京时，陈剑戈已是满头银丝。她没落泪，只把信折好，夹进了那本越文版《论持久战》，放回抽屉。

　　洪水的终身跨过两国、三座战场和两个家庭，留下的是交错的职责与亏欠。硝烟散去，车站汽笛声也停了，但那声“剑戈在手”仍像一束寒光，刻在许多人回忆深处。